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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清晨，我握着四份体检报告站在医院走廊里，白炽灯的光线刺得人眼睛生疼。

颤抖着展开自己的那份，hpv检测栏里“高危型阳性”的字样像烧红的烙铁，烫得我指尖发麻。诊断意见栏写着：“初步诊断为宫颈癌，建议尽快进行锥切手术。”

“是早期，”医生的声音隔着口罩传来，“积极治疗的话，预后会很好。”

很好？我想笑，却只发出嗬嗬的声响。耳边反复回响着纪淑芬那句“从医院垃圾桶里捡的”，原来她真的得逞了。

巨大的恐慌攫住我，下意识摸出手机拨通孙晋松的号码，直到听筒里传来他温和的声音：“喂？老婆，消气了吗？”

我猛地清醒过来，差点忘了昨晚他吼我“滚”的模样。

过往的争吵瞬间闪回：每次我气得发抖时，他总能迅速冷静下来，然后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我小题大做。可现在，我需要钱治病，需要那笔被他“花光”的三十万赔偿金。

“老公，”我压下喉咙里的腥甜，努力让声音听起来温顺，“昨天是我不对，不该跟妈吵架。你在哪呢？”

“在公司呢，”他的语气立刻轻松起来，“我就说你该让着妈。这样，你去买束花，再给她道个歉，把她接回来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驱车回到那个曾被称为“家”的地方。纪淑芬正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嗑瓜子，见我进门，立刻换上委屈的表情：“哟，我们的大小姐怎么肯屈尊回来了？”

“妈，我生病了。”我将宫颈炎的报告放在茶几上。

她捏着瓜子的手顿在半空，眼底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窃喜，嘴角刚要上扬，又被刻意压下去：“什么病？”

“宫颈炎，医生说要治疗。”

“我当什么大病呢！”她立刻把瓜子盘重重一放，“妇科病哪个女人没有？我们村的媳妇们，哪个不是喝点红糖水就扛过去了？”

这时孙晋松推门进来，看到报告皱起眉：“宫颈炎？严重吗？要不先别治了，我最近升职，应酬多，手头紧”

“医生说不治疗可能会恶化，”我的声音发颤，“可能会死的。”

“家里哪有钱给你治病？”纪淑芬突然站起来，肥胖的身躯挡住通往卧室的路，“一点小病瞎折腾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没钱！别想从我们这里拿走一分钱！”

我转向孙晋松，目光像钉子般钉在他脸上：“那你把我当年辞职的三十万赔偿金还给我。”

“那钱早用完了！”他避开我的视线，“这几年家里开销不要钱吗？”

“合着这几年花的都是我的钱？”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“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”

纪淑芬突然抄起桌上的报告，狠狠甩在我脚边，纸张边缘擦过皮肤，留下几道红痕：“要死就死外面去，别在我家浪费钱！”

孙晋松沉默着从衣柜里拖出我的行李箱，拉链撕裂的声音像在割我的耳膜。“你先回娘家养病吧。”他说这话时，甚至没有抬头看我一眼。

我攥着门把手，指关节泛白，却只换来他冷漠的推搡。

门“砰”地关上，纪淑芬尖锐的笑声透过门板传来：“早该把这个丧门星赶走了！”